第三卷 铁幕

第三十七章 两个孤独

他认出了她。

不是马上认出来的。是走过了两步之后，脑子里某个东西响了一下——那个背影。收摊搬木板的那个背影。他在"永远的外人"那天傍晚看见的。但尼丁街头。灰蓝色的光。没有人帮她。他也没有帮。他走了。

但他记住了那个背影。

现在她坐在市集的一个摊位后面。不是卖菜的摊。是卖布制品的——摊子上铺着一块旧布，布上面整齐地摆了一排东西：抹布、棉手套、几顶简单的帽子。全是她自己缝的。针脚密实，布料干净，颜色浅。和周围卖蔬菜和旧货的摊位比起来，她的摊位显得格外整洁。

阿水在洗衣店做了两个多月了。洗衣店在华人聚居区，离市集不远。他每天收工往回走的时候经过这个市集。前几次他没有注意她。第三次他注意到了——不是看脸，是看手。她在缝一只手套，针线在指间很快，手指上有针扎过的茧。他的手上也有茧。不一样的茧。但都是做活的手。

那天下午他从市集走过，口袋里掏东西的时候一枚铜板掉了出来。铜板在石板路上滚了两圈，叮当响了两声，滚到了她的摊位脚边。

她弯腰捡了起来。

"Here."她把铜板递给他。

阿水接过来。"Thank you."

她看了他一眼。不是那种看——不是白人在街上看华人的那种看。是一种普通的、把你当成一个掉了铜板的人来看的看。他在这种目光里停了一秒。

她说了什么。说得慢。阿水听懂了一部分——她问他要不要看看她的东西。他不需要抹布，也不需要手套。但他站在了那里。他不知道为什么站着。也许是因为她说话的方式——慢的，等的，不催的。和林亚读信给他听的方式有一种相似。不是因为词少，是因为她知道他听不太懂，所以放慢了。

她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Leung Ah Shui。她重复了一遍。不准。Ah后面的Shui变成了Shoe。阿水没有纠正她。她又说了一遍，还是不准。她笑了一下——不是笑他的名字。是笑自己的发音。那个笑很短，嘴角弯了一下就收了。

她说她叫Sarah。莎拉。阿水重复了一遍。他的发音也不准——S发不出来，变成了一个含糊的声母。她没有纠正他。

两个人互相叫不准对方的名字。

阿水不觉得荒唐。在这个国家，他的名字从来没有被任何白人准确地叫过。洗衣店的白人客户叫他"the Chinese"或者"John"。市集上卖菜的叫他"Chinaman"。连那些不带恶意的人也叫不对——Leung变成了Long，Ah Shui变成了Ah Shoe。他的名字在英语的嘴里被搓揉了二十八年，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形状。他习惯了。

但莎拉叫不准他的名字的方式和别人不同。别人叫不准是因为不在乎。她叫不准是因为在试。她努力了。然后笑了自己。这个区别阿水感觉到了。

他开始偶尔在她的摊位前停一下。

不是每天。隔几天一次。买一块抹布。或者一双棉手套。他不需要那么多抹布。但他买了。每次停留的时间不长，几分钟。说几句话——他的英语有限，她说得慢，两个人拼凑着交流。有时候说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十句。但那几分钟里，他不是洗衣工。不是华人。不是"永远的外人"。他只是一个在摊位前面站着的人。

有一天他停留的时间长了一些。不知不觉地长了。他们在说什么——他忘了。也许是关于天气。也许是关于市集今天人少。说着说着，大约过了五六分钟。

一个欧洲女人走过来。

她不是来买东西的。她从旁边的路上走过，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咔咔响了两声，然后停了。她停在莎拉的摊位旁边。先看了阿水一眼。然后看了莎拉一眼。

她什么也没有说。

她只是看了那两眼。然后继续走了。脚步声咔咔地走远了。

那两眼之间的时间大约有三秒。三秒钟。但那三秒钟里发生了很多事。阿水看见了莎拉的表情——收紧了一下。不是整张脸收紧了。是嘴角。嘴角往下拉了一毫米，然后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比刚才平了一些。多了一层东西。那层东西阿水认识。他在自己脸上戴了二十八年。是一种"被看了"之后的壳。你知道你被看了。你知道那个看是什么意思。你不能回应。你只能让脸上多一层壳。

莎拉没有请阿水离开。她继续坐在摊位后面。她拿起一块布开始叠。叠的动作比平时快了一点。快了一点就是她的反应。那是她的全部反应。

阿水又买了一块抹布。他不需要。但他掏了铜板放在摊子上。说了"goodbye"。走了。

走的时候他手里拿着那块抹布。白色的。棉布的。她缝的。他走了很远才把它放进口袋。

回去的路上他想着那个欧洲女人的目光。那种目光他太熟悉了。他接受了一辈子。从来新西兰的第一天到今天。但今天那个目光不是对着他的。是对着莎拉的。那个女人看阿水的意思是：你是华人。那个女人看莎拉的意思是：你在和华人说话。

归化法把他定义为"永远的外人"。现在他发现，和他说话的人也会被那种外人的阴影覆盖。他站在莎拉的摊位旁边几分钟，就够让一个路过的女人停下来看她一眼。他的存在是一种传染。不是病的传染。是身份的传染。他的"外人"会传到靠近他的人身上。那个欧洲女人看莎拉的那一眼里面有什么？嫌弃？好奇？警告？也许都有。也许只是一种本能的审视——你是欧洲人，他是华人，你们为什么在说话？

阿水走在回去的路上。手里还拿着那块抹布。白色的棉布。她的手缝的。她的手碰过的布。他把它放进口袋。口袋里已经有了好几块之前买的抹布。他不需要这么多抹布。但每一块都是他站在她摊位前面的证据。每一块都是他在那几分钟里不是"外人"的证据。

几周后在路上碰见了她。

不是在市集。是在她家附近的一条小路上。傍晚。太阳已经矮了，光斜而低。她从路的那头走过来，旁边跟了一个孩子。小的，大约七八岁，男孩，头发是浅棕色的，跑得很快，脚步声咚咚响在泥路上。

她看见了阿水。停了一下。然后打了个招呼。"Hello, Ah Shoe."

Ah Shoe。他已经习惯了这个叫法。

"Hello."他说。

那个孩子跑到了他们中间。他停下来。仰着头看阿水。阿水比他高出两个头。孩子的眼睛是浅色的，灰蓝的，瞳孔很大。他的嘴巴张着，像在看一样新奇的东西。

然后他用英语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快。阿水没听懂。

莎拉弯腰在孩子肩上拍了一下，说了句什么。孩子吐了下舌头，转身跑走了。跑了几步回头看了阿水一眼，又转身继续跑。跑进了路边的一扇小门。

阿水问："佢讲咩？"然后改成英语——"He say what?"

莎拉犹豫了一下。她的手指在裙子侧面的褶皱上捏了一下。

"He asked... are you Chinese?"

"Yes."阿水说。

"He said he never seen a Chinese person before."

阿水看着那个孩子跑远的方向。小门已经关了。傍晚的光把门前的地面照出一条长长的阴影。孩子的脚步声还在门后面，咚咚咚，越来越远。

他想到了天赐。

天赐。他的儿子。一八六五年出生的。他走的时候翠娥的肚子还没有显。现在天赐二十八岁了。二十八。和阿水来新西兰的时间一样长。他的儿子活了和他离家一样长的时间。他从来没有见过天赐。天赐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信里的几句话——"会走了""能挑水了""走路了""去圩市了"——这些是他知道的天赐的全部。

莎拉的孩子跑过来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八岁的孩子。对世界好奇的年纪。他见了一个长相不同的人就问了。这是正常的。孩子不带恶意。孩子只是不认识。

阿水的孩子不会这样问。阿水的孩子不会跑到任何人面前好奇地打量。阿水的孩子在番禺。在一万里之外。在一个他连信都收不到的地方。天赐。二十八岁了。翠娥的信里最后一次提到他是"去圩市卖菜"。那时候他十五岁。十三年过去了。十三年里天赐变成了什么样子？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还在那条去圩市的路上走吗？阿水什么都不知道。他的儿子是一个越来越大的空白。年年在长但他看不见。

莎拉的孩子跑进了门。门关了。孩子在门后面。她的孩子她看得见摸得到。她的孩子在她身边。

阿水站在小路上。傍晚的光很低，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搓手指关节。搓了很久。莎拉看见了——她的目光落在了他的手上，但她什么也没说。

第一次坐下来是她提的。

市集旁边有一处木制长椅。旧的，被风雨磨了很多年，木面光滑了，坐上去不硌。长椅面朝西，能看见但尼丁街道尽头的天。

那天莎拉收了摊。她没有马上走。她把东西收进了手推车——就是阿水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搬木板上去的那辆车——然后走到长椅边上，坐下来。她看了阿水一眼。

"Sit?"

阿水想了一下。他看了看四周。街上人不多了。市集散了。几个白人走过去了没有看他们。一只鸽子在地上啄碎菜叶。

他坐下了。长椅的木面凉的。秋天了。他的裤子薄了，坐上去凉气从木面透进来。但凉不是问题。他在箭镇的石墙旁边坐过更冷的。

两个人坐在一条长椅上。中间隔了大约一拳的距离。不近。也不远。刚好是两个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的距离。不需要谁挪近。也不需要谁挪远。那个距离是自然的。

她说话了。说得比平时多。

她的丈夫。Thomas。三年前死的。矿场事故。不是华人矿工的那种矿场。是白人的地下矿。挖煤的。顶塌了。她用手做了一个从上往下压的动作，两只手掌在空气里慢慢合拢。他只是看着莎拉的手在空中合拢，知道了那个动作的意思。

Thomas死了之后她一个人。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她从矿区搬到了但尼丁。在这里卖布制品。日子紧，但过得下去。她没有说"苦"这个字。她用的词是"tight"。紧。日子是紧的。和阿水在箭镇的日子是一样的——紧。

阿水听着。他用点头表示他听到了。他的英语不够说太多，但他能听出七八成的意思。听不懂的地方他用上下文猜。猜不到的他跳过去。他不需要每一个词都懂。他懂她在说什么。一个人。失去了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个不太善意的城市里活着。他懂。

她讲完了。安静了一会儿。鸽子在地上走了两步，啄了一粒什么东西，又走了两步。远处有马车经过的声音，轮子在石板路上碾出轧轧的响。黄昏的光在变——从橙色开始往灰粉色走了。温度在降。她把手缩进了袖子里。

阿水坐在她旁边。他在想该说什么。他的英语不够他说很多。他能说的词加在一起大概一百个。用这一百个词他能说"我从中国来""我淘金""我洗衣服""谢谢""再见"。但他不能说"我有一个妻子叫翠娥她在番禺等了我二十八年我不知道她还在不在"。那句话需要的词他不会。

阿水没有讲翠娥。他不知道该怎么讲。他想了一下，用他最简单的英语说了一句："I have... family. In China."

家人。在中国。他没有说妻子。没有说儿子。只说了"family"。一个最笼统的词。他不是要隐瞒。是说不出更多。用英语说不出来。用粤语他也说不出来——和一个他正在靠近的女人说自己有妻子，那句话怎么说？

莎拉点了一下头。她没有追问。

她问了另一个问题。"You want go back?"

想回去吗。

阿水想了很久。"很久"在一段对话中是不正常的——正常人一两秒就回答了。他想了至少十秒。在那十秒里他把"回去"这两个字在心里翻了一遍。回去。回番禺。回翠娥身边。回天赐身边。回那间老屋。回那条田埂路。回公鸡叫水牛响的早晨。回去。

"Yes."他说。

然后他反问她。"You?"

莎拉看着远处的天。黄昏了。橙色的光落在她的侧脸上。她的脸不年轻了——三十五岁，但看着比三十五老。两个孩子和三年的独自生活把她磨出了一种超过她年纪的疲倦。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橙色的光照进她的眼睛里，有一点湿。

"I have nowhere else to go."

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

这句话阿水完全听懂了。每一个词。I. Have. Nowhere. Else. To. Go.

他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该回答什么。两个人坐在长椅上。市集散了。鸽子还在地上啄。远处的天从橙色变成了灰粉色。灯还没有亮。这是一天中最安静的那段时间——白天结束了，夜晚还没有开始。两个人坐在中间。

他想回去但回不去。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两个走投无路的方向——一个指向远方，一个指向脚下。两个人坐在同一条长椅上。

她的手放在长椅的木面上。他的手也放在长椅的木面上。中间隔了一拳。木面是光滑的。被很多人坐过的。被风雨磨过的。谁都可以坐的长椅。两个谁也不完全属于这里的人，坐在一条谁都可以坐的长椅上。

天暗了。灯亮了。但尼丁的煤气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橙黄的光在薄雾里散开。

阿水站起来。"I go."

莎拉也站起来。"Goodbye, Ah Shoe."

"Goodbye."

他走了。她留在那里收手推车。他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她在弯腰推车，背影和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差不多。一个人。搬东西。没有人帮。

但这次他知道她叫什么了。Sarah。莎拉。一个他念不准的名字。

他继续走。但尼丁的街。煤气灯。石板路。回洗衣店附近的住处。回他那间比箭镇石屋还小的房间。回碱水的味道里。

他在广东还有一个妻子。家书已经断了很久了。两年多了。他不知道翠娥在不在。不知道天赐好不好。不知道阿旺怎么样了。不知道老屋还在不在。那边的一切都停在了最后一封信的内容里——"孩子大了，田有些收成，你保重"。那三句话是他拥有的关于那个世界的最后消息。三句话。三行字。然后是两年多的沉默。

他和一个叫莎拉的女人坐在一条长椅上。她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他说"想回去"。两句话。两个方向。他想回去但回不去。她没有地方可去但她在这里。两个走投无路——一个朝远处走投无路，一个朝脚下走投无路。

他走在但尼丁的夜路上。灯亮了。风凉了。他的手上还有碱水的味道。口袋里有一块白色棉布的抹布。那是莎拉缝的。莎拉。一个他念不准的名字。一个他每隔几天去看一次的摊位。一个也在独自活着的人。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两个人说了几句话。坐了半小时。然后各自走了。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来。洗衣店照常开门。碱水照常刺手。市集照常摆摊。

但他今天坐了半小时。和另一个孤独坐在一起。他的孤独和她的孤独挨着。中间隔了一拳的距离。那一拳的距离里面什么都没有。但什么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