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菜园与沙丘

族人都走了。Hemi一个人留在海滩上。

他在沙丘的背风处生了一堆火。干柴是从附近的灌木丛里捡的，pohutukawa的枯枝，燃起来有一股微苦的木质香。火堆不大，但足够暖他一个人。他坐在火边，双腿盘着，面朝大海。火光在他的脸上跳，把他半边脸照成了橘红色，另半边沉在黑暗里。

海面上一片漆黑。没有月亮的夜，霍基昂加的海是完全的黑——不是深蓝色的那种黑，是什么颜色都没有的黑，和天空连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只有星光。星星很多，密密的，在没有灯火的海边显得格外亮。南十字星挂在低处，几乎贴着水平线。

那些棺木和锌盒就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潮水退了之后他们把所有搁浅的东西集中到了一处，用麻布盖住了，在四角压了石头。麻布在夜风里偶尔翻起一个角，又被风按回去。他能闻到从那个方向飘过来的气味——金属的、腐败的、咸的。和海的气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闻过的东西。

他不知道那些锌盒里的人在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他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脸，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话，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他只知道他们来自另一个国家。那些锌盒盖面上的字是另一种文字。他们的骨头和他祖先的骨头不一样——不是颜色不一样，颜色差不多，骨头的颜色不分种族。是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他的祖先的骨头埋在沙丘下面的Urupā里，有karakia，有仪式，有名字。这些人的骨头装在锌盒里，漂在海上，没有仪式，名字被海水泡模糊了。

Hemi想起了祖父。

祖父死在南边的一座金矿里。不是死在矿洞里面，是死在矿场旁边的营地里，病死的。那时候Hemi还没有出生。是父亲告诉他的。父亲说，祖父年轻的时候去了南边的金矿打工，和华人一起挖土。那个年代毛利人和华人常常在同一个矿场干活——都是白人不愿意干的苦差事。祖父在矿上待了三年，回来的时候瘦了一大圈，咳嗽不停，不到两年就死了。死之前他说过一句话，父亲记住了：那些华人伙伴是好人。话少，干活卖力，给了他们烟抽。

现在Hemi坐在火堆旁边，守着也许就是那些人的后辈们的骨头。祖父的那些华人伙伴——或者他们的同乡、他们的兄弟——的骨头从海里漂上来，漂到了祖父的孙子面前。Hemi不信巧合。在毛利人的世界里，没有巧合，只有Atua的安排。这些骨头漂到这里不是偶然的。是某种比海流更深的力量把它们推到了这片海岸上来。

火堆里的柴爆了一声。火星飞起来几颗，在黑暗中旋转了一下就灭了。海浪在远处拍着沙滩，一推一推的，节奏很慢，和心跳差不多。

他握了一下脖子上的Pounamu。绿石在火光里泛出暗绿色的光。他把石头贴到嘴唇上，感受了一下它的凉。然后他松开手，让它落回胸口。

他不会睡。今夜他不会睡。有些事情需要有人醒着来守。死者需要活人陪。这是他从小就知道的道理——部落里有人去世的时候，家人会在遗体旁边守一整夜，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那个人的灵魂还没有完全离开，它需要看到有人还在。这些锌盒里的人，他不知道他们的灵魂在不在，他不知道中国人的灵魂和毛利人的灵魂是不是一样的。但他还是守着。万一在呢。

火堆矮了一截。他往里面加了两根枯枝，火苗窜了一下，照亮了沙丘的一小块表面，沙粒在火光里闪了一闪，然后又暗了。黑暗又围上来了。他和黑暗和海和那些骨头一起，等着天亮。

箭镇的清晨比霍基昂加的清晨更冷。

阿水在天亮之前就醒了。他已经五十七岁了。身体比三年前又差了一截——腰弯得更厉害了，站不了太久就要找地方靠一靠，膝盖响得更大了，有时候蹲下去之后要用手撑着才能站起来。但手还行。手是最后坏的那个部位——老霍说过这话，阿水现在信了。

他从万安号沉没之后搬回了箭镇。克莱德的菜园退了——麦卡锡太太的儿子收回了那块地，不再租给华人了，要种他自己的苜蓿。阿水没有争。他没有力气争了。也没有理由争——地是别人的，一直都是别人的，他在上面种了几年的菜不改变这一点。他回到了箭镇，在华人聚居区的旧址旁边找了一小块荒地，重新开了一片菜园。不大，两分地左右，够他一个人种的。地主是一个白人寡妇，不收他多少租，只要他偶尔帮她劈点柴就行。

每天清晨五点他就起来了。穿上旧衣服，推开石屋的门，走到菜地边上。菜地在这个时间还是暗的，天刚刚开始泛白，露水挂在白菜叶子上面，一颗一颗的，在灰白的光里发出微弱的亮。

他蹲下来，用手指探了探土壤的湿度。指尖伸进泥里大约半寸深，捏了一下，感觉水分——刚好。不太干也不太湿。这个判断他不需要用脑子想，他的手指知道。这个刻度是他从阿爸那里学来的，适用于番禺的泥土。他来新西兰四十年了，把这个刻度用在了这边的泥土上面，居然也适用。番禺的泥土和箭镇的泥土不一样——颜色不同，质地不同，酸碱度不同，长出来的菜味道也不同。但手指判断湿度的那个刻度是通用的。阿爸教他的那个"刚好"，走到天涯海角都是"刚好"。

家乡已经不在了。不是番禺不在了，是他回不去了。三十七年前他走的时候以为几年就回去。现在四十年过去了，他还在这里。翠娥在信里说过"不论何时，我哋等"。等了四十年了。等到阿妈都死了。等到天赐都做了阿爸。等到孙女都不知道长多大了。他等了四十年也没有回去，翠娥等了四十年也没有等到他。

但身体记住的东西，还在。手指记得怎么探土，腰记得弯到什么角度省力，眼睛记得白菜叶子长到什么颜色才能收。这些东西不在脑子里，在骨头和肌肉和皮肤里面。带不走，也丢不掉。

他从壶里倒了水，沿着菜垄浇下去。水从壶嘴流出来，细细的一股，落在泥土上的声音很轻，滋滋的，泥土吸水的声音。他浇得很慢，每一株都浇到了。白菜、萝卜、葱、豆角。这些种子是几十年前从广东带来的种子的后代，繁殖了多少代他算不清了，但基因是番禺的，长在了箭镇的泥土里。

他对菜说话。还是用粤语。和在克莱德的时候一样。"今日冷过昨日，你哋捱住先。"声音很低，只有他自己和菜听得到。也许菜也听不到。但他还是说。从第一次在菜园里对着白菜说粤语开始，他就没有停过。说了好几年了。说到现在，那些白菜已经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忠实的听众——它们不回话，不走开，不问问题，不评判。它们只是在泥土里安安静静地长着，等他浇水，等他施肥，等他说话。

霍基昂加海滩。低潮的时候他们又去了一次。

这次人多了。除了Hemi和Tūhoe，还来了几名壮年族人，以及Te Rarawa部落的两个男子。消息传开了，从一个村落传到另一个村落，从一个海滩传到另一个海滩。两个部落的海岸线相邻，漂上来的东西不只在Te Roroa的地盘上。北边的Te Rarawa也发现了几只散落的锌盒，搁浅在他们的沙滩上面。潮水不分界限。死者的骨头不分界限。海把它们推到哪里，哪里的人就要负责。

清晨的海滩上风很大。所有人都光着脚，裤腿卷到了膝盖上面。海水刚退，沙面上有一层薄水还在渗回海里，走上去每一步都会留下一个浅浅的脚印，脚印很快就被水填满了。

他们仔细清点了所有漂来的遗骸和容器。Hemi口述，一个识字的年轻族人用英语写下来——英语是在传教士办的学校里学的，字写得工整但慢。

三口完整棺木。两口破损的。七只零散锌盒，其中两只已经破开，骨头散入沙中。另外还有十几块漂来的木板碎片，是棺木的残骸，上面有铁钉的锈迹。

散入沙中的骨头需要一块一块拣起来。Hemi弯腰，用双手小心地从沙里捞起一根股骨。骨头比他想象的轻——一个成年男性的大腿骨，握在手里的分量和一截干木柴差不多。骨质坚实，略带黄褐色，表面有海水浸泡后的微微粗糙。他把它轻轻放进备好的麻布袋里。麻布的粗糙质感碰到骨头的光滑表面，发出一种极细微的沙沙声。

没有人说话。五六个人弯着腰，在沙滩上一块一块地拣骨头，动作都很慢，很轻，和Hemi听老人们描述过的起骨仪式差不多。他们不是华人，不懂华人的规矩，但对遗骨的敬畏是相通的。在毛利人的世界里，Kōiwi是最神圣的存在。碰它之前要净手。碰它的时候要用心。碰完了之后要用清水把手洗干净，再用karakia把tapu解除。

Tūhoe蹲在旁边看着，不亲自拣，但指导着。他告诉年轻人：骨头拣起来之后不要直接放进袋子里，先让骨头在你的手里停一下，停三秒，让它知道你是谁。Hemi照做了。每一块骨头拣起来之后他都停了三秒，手指托着骨头，感受它的重量和温度。三秒之后放进麻布袋。下一块。

海风从西边吹过来，咸的，把每个人的头发吹歪了。远处的浪声不停，一推一推的，和沙滩上这些弯腰拣骨的人的呼吸声交替着。

有一块骨头Hemi拣起来的时候愣了一下。不是因为形状特别——它是一块肩胛骨，三角形的，扁的，边缘薄得几乎透光。他愣的原因是手感。他的手碰到那块骨头的瞬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穿过他的指尖——不是疼，不是凉，是一种被认出来的感觉。好像那块骨头知道是谁在碰它。他不知道这种感觉从哪里来的。也许是想多了。也许不是。他把那块肩胛骨在手里停了五秒——比其他的多了两秒——然后放进袋子里。

箭镇。阿水在菜园里除草。

除草是每天的功课。草长得比菜快，不管不行。他蹲在垄间，两只手拔草，拔出来的草堆在旁边。草根上带着泥，抖两下抖掉大半，剩下的就丢了。动作重复了几千遍了，已经变成了一种不需要想的本能。

阿桂来了。

阿桂是箭镇剩下的几户华人之一，五十多岁，在镇上打杂工。他从镇上回来，手里拿着一份中文报纸——不知道是谁从但尼丁带过来的旧报纸，日期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他走进菜园的时候脚步比平时重，进来之后站了一会儿才开口。

"惠灵顿出事了。"

阿水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拔草。

阿桂把消息说给他听。一个叫Ernest Crowley的白人，在惠灵顿的街上当众枪杀了一个华人老者。那个老者叫黄锦来，拄着拐杖，走在路上，Crowley从后面走近，近距离开了枪。黄锦来当场死了。Crowley没有逃跑。他站在原地等警察来，公开说自己是为了"抗议政府对华人移民过于宽松"。

阿水听完了。他的手里捏着一株刚拔出来的草，草根上还带着泥。他没有说话。他把那株草上的泥拍了拍，丢在一边。然后他站起来，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

他望着远处的山。箭镇周围的山是灰褐色的，光秃的，冬天的时候顶上有雪，夏天的时候只有短草和碎石。他在这些山的脚下活了很多年了。他认识每一道山脊的轮廓。

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平。

"呢个国家，从来都冇打算俾我哋活得似人。"

阿桂没有接。他也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不是一个开头，是一个总结。阿水用了四十年得出了这个总结。从一八六五年上船开始，到一九零五年站在箭镇的菜园里听到一个华人被当街枪杀的消息，四十年。四十年的人头税、四十年的"excluded"、四十年的"The Act is clear"、四十年的指纹和锌盒和沉船。四十年之后，他站在一片不属于他的菜地上面，说了一句"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打算让我们活得似人"。

两个人在菜园里站了一会儿。风从山坳灌过来，吹过菜叶，菜叶沙沙响了几声。远处箭河的方向有一群鸟飞过，黑色的小点在灰白的天空里排了一个不整齐的队形，很快就散了。

后来阿水听到了审判的结果——Crowley被判谋杀罪成立，但因被认定精神异常而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个公开宣称种族仇恨、有计划地当街杀人的人，因为被认定"疯了"而免于正常惩处。阿水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什么也没说。那天晚上他在菜园里多待了一个钟头。不是在干活，只是坐着。坐在菜垄旁边的一块石头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看着天一点一点地黑下去。

霍基昂加。消息传到了外面。

一个白人地方官员来了。穿着一套深色的西装，帽子戴得很正，皮鞋擦得很亮。他踩在沙滩上的时候皮鞋陷进了沙里，走路的姿势有些别扭，每走一步都要把脚拔出来。他不属于这片沙滩，他的鞋不属于这片沙滩，他的整个人都和这里格格不入。他大概三十来岁，面孔刮得干干净净，衬衫的领子扣到了最上面那颗纽扣，即使在海风里也没有松开。说话的时候嘴角往下拉，是那种已经形成习惯的不以为然。

他说这些遗物可能涉及法律事务——"shipwreck property"之类的词他说了好几个，语速很快。他说应当上报政府处理，由相关部门来决定如何处置。他说这些的时候目光在Hemi和Tūhoe之间来回移动，带着一种他自己也许不自知的傲慢——那种"我在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的傲慢。

Tūhoe用英语回答了。他的英语不如年轻人流利，但够用，每一个词都咬得很清楚。他说：这片海岸是我们的土地。这些人已经在我们的水域里了。我们按照我们的法律来办。

"Your law?" 官员皱了一下眉。

"Our tikanga," Tūhoe说。他的目光和官员的目光碰了一下。那个碰撞只有一秒，但那一秒里有六十年的海边生活、有几十代人的土地记忆、有一种比任何法案都古老的权威。

官员的嘴张了张，又合上了。他知道他无法强行把那些骨头带走——这片海岸是毛利人的领地，他的法律在这里的效力是有限的。他站了一会儿，说了句"I'll need to report this"，然后转身往来的方向走了。皮鞋踩在沙上的声音越来越远。

Hemi看着那个人的背影。他用毛利语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Tūhoe听到了。

"他的法律管不到死人。"

Tūhoe在旁边低低笑了一声。不是嘲笑，是一种苦的、带着几十年殖民经验的笑。他见过太多这种官员了——穿着干净的衣服来，说一堆"应该怎样"的话，然后离开，什么也没有改变。他们来过很多次了。来抢土地的时候来过，来签条约的时候来过，来建学校的时候来过，来传教的时候来过。每一次都说"这是为了你们好"。每一次Tūhoe都用英语回答，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说一句"这片土地是我们的"。然后他们走了。有些事情改变了，有些没有。但土地还在。笑了一声就停了。

海风又吹过来了。沙滩上那些被麻布盖着的棺木和锌盒在风里一动不动。Hemi转过身，看着它们。那个白人官员的法律管不到这些死人。但Hemi的tikanga管得到。Manaakitanga管得到。

长老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但Hemi已经知道了——这些骨头会被安葬的。在这片土地上。按照这片土地的规矩。不管那些人生前叫什么名字，来自哪个国家，说什么语言。他们现在在这里了。

这里也是家。

两片土地。一片在箭镇的菜垄之间，一个五十七岁的华人老头弯着腰浇水。一片在霍基昂加的沙丘上面，一个二十三岁的毛利青年站着守骨头。他们不认识彼此。他们不会见面。他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他们弯腰的角度差不多，他们手碰到泥土和骨头时的轻差不多，他们面对一种不属于自己但必须承担的东西时的沉默差不多。

一个在种活人的食物。一个在守死人的骨头。一个南，一个北。一个华人，一个毛利人。同一个国家。同一种不被那个国家接纳的命运。同一种弯着腰、低着头、不说话地继续做该做的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