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南渡

第八章 推搡

第二天一早他们去了弯道。三块石头还在，砂层没有被动过。阿发松了口气，阿水没有。他看了一眼那层深褐色的紧实砂，又看了一眼上游方向，然后弯腰拿起铁锹开始挖。那盏矿灯扫过脸的感觉还留在他身上，像一层他洗不掉的东西。

劳伦斯镇的集市在每个礼拜六。

从矿区走到镇上要大半天。阿水和阿发天没亮就出发了，背着空包袱，打算去买些盐巴、火柴、针线，还有一截铁丝——摇篮机的筛网破了一个洞，需要补。周六没去，他说镇上的东西贵，不如等但尼丁来的货郎，便宜一成。

劳伦斯镇比阿水想象的大。一条主街从南到北，两边是木头和砖砌的铺面，挂着各种招牌——五金铺、面包房、酒馆、杂货店。街上有马车，有骑马的人，有推着手推车的小贩。人不算多，但比矿区热闹得多。这里的人穿得比矿工好，靴子是干净的，帽子是齐整的，女人穿着长裙从铺子里进进出出，裙摆扫过石板路面。

阿水在番禺县城见过集市，但那是中国的集市——吵、挤、有炒菜的烟、有叫卖声从四面八方钻进耳朵。这里的集市不吵。人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吵到谁。偶尔有马蹄踩在石板上的"嗒嗒"声，和铁匠铺里传出来的"叮叮"声。空气里是面包和马粪混合的气味。

他们走到一个五金摊位前。摊位是露天的，一张木板桌上摆着锤子、钉子、铁丝、锯条、几把旧铲子。摊主是一个红脸的欧洲人，穿着围裙，正在和一个穿皮背心的男人聊天。

阿水站在摊位前面，等摊主忙完。他不会说英语，但他知道怎么买东西——指，比划，掏钱。他把手指向那卷铁丝，又比划了"一截"的长度。

摊主没看他。

阿水又指了一下。摊主还是没看他。

他和皮背心男人聊完了，转过头，目光越过阿水，落在了阿水身后。阿水回头看——三个欧洲矿工站在后面，刚到的，身上有酒气，脸上带着那种喝了一半还没醉透的红。其中一个高个子，背着手，对摊主点了点头。

摊主立刻朝高个子笑了一下，走过去招呼他们。

阿水站在那里。他明明站在摊位的正前方。他明明先到的。他的手还指在那卷铁丝上。但摊主从他指着的铁丝旁边走过去了，像绕过一根桩子。

在番禺县城的集市上，不会有这种事。你站在摊子前面，你就是第一个。卖东西的人按先来后到，这不是规矩，这是做人。但这里不一样。这里的"先来后到"不看时间，看脸。他的脸是错的。

三个欧洲矿工在他身后翻看锤子和铲子。其中一个矮个子嘴里嚼着什么，嚼了两下，往地上吐了一口。烟草汁。棕色的汁液落在阿水脚边的石板上，离他的鞋不到一尺。

高个子对另外两个说了一句什么。阿水听不懂，但他听懂了那个语气——拖着调子的、轻慢的、不当着你的面说而是侧着身子说给同伴听的那种语气。然后三个人笑了。

阿发在旁边拉了拉阿水的袖子。"走吧。"

阿水没动。

他不是要争什么。他不知道要争什么。他甚至不确定自己为什么没动。他只是感觉到了一种东西——不是愤怒，比愤怒更早的东西。像是有人在他面前挂了一块透明的板子。他看得见摊位，看得见铁丝，看得见摊主的脸，但他碰不到。他不在那个世界里。他在板子外面。

摊主服务完了那三个人。然后他才转过来，看了阿水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恶意，也没有歉意。只有一种实用的计算：你能买多少东西？值不值得我走这两步？

"Iron wire？"摊主指了指铁丝卷。

阿水点头。摊主剪了一截，报了个价。阿水付了钱。钱是铜币，他数了两遍，放在桌上。摊主没有碰他的手。钱从桌上被扫进一个铁盒子里，"哗"的一声，和别人的钱混在一起了。

阿发拽着他离开了摊位。走出去十几步，阿发低声说："下次别站着不动了，没用的。"

阿水没答。他手里攥着那截铁丝，铁丝的断口割了他的掌心，一小道红印子，但他没感觉到。

回去的路上，他们经过一家酒馆。门敞着，里面传出说笑声和玻璃杯碰撞的声音。门口站着一条黄狗，瘦的，肋骨一根一根数得清。黄狗看了阿水一眼，然后转头看着从门里出来的一个醉汉，尾巴摇了两下。醉汉摸了摸狗的头，晃晃悠悠走了。

狗和他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狗被摸了头。他连被摸头的资格都没有。

阿水走出了劳伦斯镇的边界，回到了黄泥路上。阳光打在他的辫子上，辫子在背后晃。他伸手把辫子塞进褂子领子里面，和周六一样。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少被指一次。

被推是三天之后的事。

那天下午阿水一个人在河床上作业。阿发去了另一处河段，周六在营地修工具。阿水沿着河滩往上游走，想试试一处他没去过的碎砾堆——那堆碎砾看起来像是很久没人翻过的，表面长了一层绿苔。

他走着走着，没注意到自己已经越过了那根木桩。

不是故意的。河滩上的石头大大小小堆得像迷宫，绕过一块还有一块。他一心找那堆长绿苔的碎砾，低着头走，只看脚下，没看方向。木桩在哪里？在那些石头后面，被一丛枯草挡住了。他绕了一个弯，又绕了一个弯，等他抬头的时候，已经分不清自己在哪一侧了。他以为自己还在华人的区域里——这堆碎砾看起来和下游的废矿堆一样，已经被翻过了，应该没人要了。

他蹲下来，铲了一铲砂砾，倒进淘金盘。

一个影子挡住了他头顶的阳光。

他抬头。

一个欧洲矿工站在他面前，不到三步远。高大，比阿水高了一个头还多。宽肩，深色的头发被汗粘在额头上。他的脸晒成了深红色，颧骨上有一块旧伤疤，结了痂，白白的。他手里拎着一把铁铲，铲头朝下，杵在石头上。

他开口说话了。英语。声音不大，但硬。每个词都像是从嘴里扔出来的石子，一个砸一个。阿水一个字都听不懂。但他听懂了声音的形状——不是问句，不是请求，是命令。是"离开"。

阿水慢慢站起来。淘金盘还在手里，盘里的水晃了一下。

那人又说了一句。更短，更重。然后他的手伸过来了。

不是打。是推。一只大手按在阿水的胸口，往后一推。力气不算很大——不是那种要把人推倒的力气，是那种把一样东西从一个位置挪到另一个位置的力气。像挪一把椅子。像推开一扇碍事的门。

阿水的脚踩在湿滑的河床石头上，身子往后仰，差点跌倒。他的一只手撑在石头上，掌心被石头的棱角硌了一下。淘金盘掉了，磕在石头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当"，然后滚到了水里。

他的心跳声忽然变得很响。不是因为害怕——害怕来得更慢。此刻他的身体只是在反应，像一只被碰了的虫子。心跳声填满了他的耳朵，把其他声音都挤走了。河水的声音没了。风声没了。那个欧洲矿工还在说话，但他的声音也变远了，像是在水底说话。

阿水站直了。他弯腰把淘金盘从水里捞起来。水从盘沿流下来，冰凉的，顺着他的手腕淌进袖子里。他拿起搁在旁边的铁铲和包袱，转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他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粤语。声音不大。

他说的是："我不知道。"

三个字。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你的地方。不知道那根木桩在哪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

没有人听懂。那个欧洲矿工的背影已经转回去了，继续铲他的砂。对他来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推完了就结束了。像挪完了一把椅子。

阿水走回到木桩这边，蹲在一块石头上，坐了很久。心跳慢慢回来了。河水的声音慢慢回来了。风声也回来了。声音回来的顺序是反的——先回来的是最远的声音：山谷另一头有人在喊什么；然后是近一点的：河水；然后是最近的：他自己的呼吸。

掌心硌了一道口子，渗着血水。他没去管它。血水和河水混在一起，从指缝里滴下来，落在石头上，被冲走了。他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翻过番禺的地，按过李福记的契约，攀过大船的绳梯，摇过摇篮机的把手。在番禺的时候，这双手握着锄头，一锄一锄地翻地，虽然翻不完，但他在翻。他在做。做着的人是有形状的。现在这双手什么都没做，只是被推了一下，就空了。不是手空了，是手里握的那个"做"的感觉空了。他从一个做事的人变成了一个被挪开的东西。

当晚回到营地，阿水坐在火边，把白天的事说了。

他说得很简短。被推了一下。走错了地方。他们让我走，我就走了。

没有人惊讶。

坐在火旁边的有五六个人。周六、陈伯、还有几个他叫得出名字但不太熟的矿工。火烧得不旺，木柴是湿的，烟比火大，每个人的脸都被烟熏得半明半暗。有人咳了一声。

周六先说话了。他的语气和平时一样，不高不低，像是在报告天气。

"这种事每个礼拜都有。"他用筷子拨了拨碗里的饭，饭已经凉了。"你今天运气好。他只推了你。上个月，东边矿区那边，有人被打断了一条腿。在帐篷里躺了两个月，腿好不了了，瘸着回去了。"

"能不能报官？"阿水问。

陈伯在火的另一边坐着，手里端着碗茶。他听见这个问题，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已经回答过太多遍的疲倦。

"报官？"陈伯说。"官员跟他们是一家人。你去告状，他们先问你：你是不是越过了界线？你说你不知道界线在哪里。他们说：那你应该先搞清楚。你说界线没有写在地上。他们说：那是你的问题。"

他喝了一口茶。碗碰到嘴唇发出一声很轻的瓷器声，在安静的夜里听得很清楚。

"暴力在前，法律在后。"陈伯说。"他们先打了你，然后法律来说你活该被打。每一个环节，都对准同一个方向。你。"

他放下碗，在火光里看着阿水。"我来了三年，被推过四次，被骂过数不清多少次。你知道最难受的是哪一次？"

阿水没说话。

"不是被推的那次。是有一次我在路上走，前面一个洋人女人牵着小孩，看见我来了，把小孩拉到路的另一边去。小孩问为什么，那个女人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懂。但小孩的眼神我看懂了——他看我的眼神，和看路边一坨马粪一样。那个时候我知道了：被打是暂时的，被当作不存在是永久的。"

火噼啪响了一声。一截木柴断了，火星子像一群小虫子窜上去，又灭了。

火的另一边，有个矿工低头扒饭，碗筷碰击的声音在夜里显得空洞。另一个人在搓手，搓得沙沙响，像是在搓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山谷上方的天空黑得很深，星星很亮。南十字星还在那里，和船上看到的时候一样。陌生。但已经不新鲜了。

阿水那晚没有睡好。他翻来覆去，稻草在他身下沙沙响了一夜。他想的不是被推的那一下——那一下本身并不疼，推的力气甚至不如他爹年轻时候拍他肩膀的力气大。他想的是另一件事。那个欧洲矿工推完他之后，转身就走了。回去继续铲砂。对那个人来说，推一个华人和搬一块石头没有区别。不需要想，不需要记住，推完就忘了。

这比打断一条腿更让他难受。打你，至少说明你碍了他的眼。推你，说明你什么都不是。你是一块石头。挡了路，挪开就好了。挪完了继续走，不会想第二遍。

他想起翠娥。翠娥在码头上举起手又放下来的样子。翠娥至少看见了他。翠娥举手的那一下，是在说：你还是一个人。一个被看见的人。今天那个欧洲矿工推他的那一下，是在说另一件事：你不是人。你是一个位置上的障碍物。

第二天清晨，阿水早早到了河边。

山谷里有薄雾。雾贴着水面飘，把河滩笼成一层灰白。露水在草叶上凝成小珠，一碰就滚下来，无声地落在泥里。空气是冷的、湿的、干净的——这种干净是奥塔哥特有的，不是广东那种带着人味和炊烟的空气，是一种什么都没有的干净。

阿水蹲在河边，用铁铲敲了敲砂砾层，发出"笃笃"的声音。工具碰石头的声音在清晨的山谷里传得很远，然后被雾吸走了。

他听见脚步声。

不是昨天那种重的、快的脚步。是轻的、慢的，带着一种不赶路的节奏。阿水抬头看——一个欧洲矿工从上游方向走过来，沿着河滩，手里提着一个铁桶。他和昨天推阿水的那个人不一样。年纪大一些，五十出头，头发花白，脸上有皱纹，但不凶。他穿着旧外套，外套上有泥，肩膀有些佝偻。

他走到阿水旁边的时候，停了一下。

他对阿水点了点头。然后说了一句话。

英语。声音温和，句子不长。尾音微微上扬，像是在问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阿水不知道他说的是"早上好"还是"天气不错"还是"你在这里干什么"。他一个词都不认识。

他想回应。他想说"你好"或者"早"或者随便什么。但他的脑子里搜了一遍——Gold，Water，Go。阿发教他的三个词。没有一个用得上。他不能对一个问好的人说"金子"或"水"或"走"。

两个人对视了大约一秒。

阿水的嘴张了一下，没有声音出来。那个欧洲矿工等了一瞬，也没有等到回应。他微微笑了一下——不是嘲笑，是一种理解的笑，好像他知道这里面卡着什么——然后继续往前走了。铁桶在他手里晃荡，发出空洞的"咣咣"声，越来越远，被雾吞掉了。

阿水蹲在河边，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雾里。

他决定了一件事：他要学几个英语单词。不是为了交朋友。不是为了融入什么。是为了活得明白一点。昨天那个推他的人和今天这个点头的人，说的都是英语。同一种声音，可以是刀，也可以是手。他不能永远分不清哪个是"滚开"，哪个是"早上好"。

他想起阿发教过他的三个词。Gold，Water，Go。金子，水，走。这三个词够在矿区活着，但不够在这个世界里存在。他需要第四个词。他还不知道第四个词是什么，但他知道他需要它。像需要一把锄头一样需要。

他蹲下来继续铲砂。铲子碰到石头，"笃"的一声，在雾里传了很远。

那天傍晚回营地的时候，几个矿工围在一起说话，声音压得低，但带着一种阿水没听过的兴奋。

"但尼丁来的。"有人说。

"广东人，姓赵的。"另一个人说。"在加州发过财，在墨尔本也做过生意。听说要在但尼丁开商号。"

"不只开商号，"第三个人说，"他在各个矿区都走了一圈。问了人数，问了产量，问了价钱。他不是来淘金的，他是来做金的生意的。"

周六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碗饭。他听了一耳朵，没有参与讨论。阿水走到他旁边，问："他们说的赵先生，你认识？"

周六嚼了一口饭，咽下去。

"赵肇锦。"他说了一个名字。"番禺人。和你同乡。他在维多利亚的时候我就听过他的名字。"

"什么样的人？"

周六又嚼了一口饭，想了想。"不是挖金子的人。是让挖金子的人替他挖的人。"

他顿了一下，加了两个字："你会见到的。"

阿水没再问。他走回屋里，躺在通铺上。稻草在身下安静了。他闭上眼，脑子里转的不是赵先生，不是集市上的嘲笑，不是那一推。他脑子里转的是今天早上那个欧洲矿工的脸——花白头发，微微佝偻，点了一下头，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那个点头他看懂了。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承认：你在这里。

他在。他被看见了。但他说不出话来。

这是他来到新金山之后，最安静、也最漫长的一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