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 190天

初三，人民广场麦当劳，下午两点。

从除夕到初三，三天。这三天里我什么都没干。陪赵宇轩放了两个鞭炮，被我妈逼着吃了六个饺子，看春晚打了一个哈欠。脑子里全是那张A4纸上的三条。

合伙大概就是这样：不是你们观点一致，而是你们累了，愿意试。

选麦当劳是我提的。不是因为喜欢吃，是因为便宜。两个麦辣鸡腿堡加一份大薯条加两杯可乐，四十七块。如果在星巴克谈，两杯咖啡六十块，还没开口就亏了十三块。创业者的第一课是选对谈判地点。按性价比排序。

我其实想选肯德基的。KFC的吮指原味鸡比麦辣鸡腿堡贵两块，但周末有全家桶优惠。不过肯德基在人民广场只有一家，周末排队二十分钟起步，旁边全是旅行社举着小旗的大妈。麦当劳有三家。人多的时候你可以端着托盘换桌子。换桌子是谈判技巧——你站起来走一圈回来，对面的人心理价位会自动降百分之五。这是我以前跑客户的时候学的。

刘海洋比我先到。靠窗位置，面前已经摆好了。两个汉堡，一份薯条，两杯可乐。他请的。

穿了一件黑色卫衣，帽子在后面耷拉着，拉链拉到胸口。今天没穿格子衫。没穿方琳的粉色拖鞋——换了一双灰色运动鞋，鞋带系得很松，在地面上拖着。头发比车库那次短了，剪了，大概在车库楼下那家十五块的理发店。玻璃门上贴着"剪发十五元 不办卡"。

"来了。"他没抬头，在看手机。屏幕上是代码，黑底绿字。他连在麦当劳等人的时候都在写代码。如果有一天刘海洋死了，法医在他手机里找到的最后一条记录大概不是遗言而是一个未完成的函数。

"你在麦当劳写代码？"

"debug。有个bug跑了三天了。"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

麦当劳下午人不多。角落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女人在对着手机自拍，背景是窗外的人民广场，她调了三次角度。靠门口一个爷爷带着孙子吃儿童套餐，小男孩把薯条插在鼻孔前面学海象。收银台的姑娘在整理纸杯塔，空气里有薯条的油味、可乐的甜气和暖风出口吹出来的灰尘味。麦当劳的灯光永远是暖黄色的，不管外面是阴天还是晴天，进来都是同一种温度。

坐下来。从双肩包里掏出一张A4纸。折了两折，折痕处有一道指甲印——昨晚折的时候用力了。展开，放在两个汉堡中间。

昨晚想到凌晨三点写的。笔迹不好看。第一条的时候手是稳的，第二条开始晃了，第三条字歪了，大概困了。纸上有一个茶渍——写的时候杯子碰到了。

第一条：股权五一分。我百分之五十一，你百分之四十九。

第二条：我管商务运营财务，你管技术产品。各管各的，不互相插手。

第三条：六个月。做不出来散伙。散伙时各自承担各自的投入，不扯皮。

刘海洋拿起纸看了三秒。放下了。拿起麦辣鸡腿堡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咽了。嘴角沾了一点辣椒酱，他没擦。

"第一条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五一。你五十一我四十九？"

"对。"

"凭什么？"

这四个字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表情完全没变。他说"凭什么"跟说"这个bug跑了三天"的语气一模一样，陈述事实，不带情绪。但"凭什么"不是陈述。是质问。

"凭我出钱。"

"我出技术。技术比钱值钱。"

"钱没了可以再赚。技术——"

"技术也可以再找人做。"他看着我。"但你找不到第二个我。"

这话听起来很狂。但从刘海洋嘴里说出来不算狂。能在八平米车库里写八个月代码、穿前妻拖鞋、吃妈送的饭盒、不拿工资不发朋友圈不跟任何人抱怨的程序员，中国大概有，但在我认识的人里只有一个。

"五五。"他说。"各百分之五十。"

"五五谁说了算？意见不一致怎么办？"

"吵。吵到一方认输。"

"谁也不认输呢？"

"你掏钱了。你决定。"

"那不就是五一？"

"不一样。五一是你写在纸上的。这个是我让的。让和写不一样。"

我看着他。

"行。那股权怎么算？"

"你五十一。我四十九。但技术方向我说了算。你管钱管人管客户。代码你不要碰。"

"我不会碰你的代码。"

"你最好不会。上次在公司有个产品经理改了我一行注释，我把他的需求文档全部标红退回去了。"

"你认真的？"

"你猜。"

他的表情完全看不出来是玩笑还是认真。这就是刘海洋。你永远搞不清他哪句话是夸张哪句话是玩笑。但你不敢赌。

"行。技术你说了算。我不碰代码。"我把A4纸上第二条用笔加了一句："技术方向刘海洋有最终决策权。"

他看了一眼。点头。拿起可乐喝了一口。嚼了一块冰。

第三条。六个月。

"六个月够吗？"我问。

"不知道。"他把最后一根薯条蘸了番茄酱放进嘴里。"但不能太长。太长大家都耗着不拼命。六个月。做出一个能用的东西。能用就继续。不能用就散。"

"你的定义——'能用'是什么？"

"有客户愿意付钱。哪怕一个。哪怕一块钱。有人为你的东西掏钱了，就是能用。"

这个标准比我想的低。也比我想的实际。在互联网公司的六年里我见过太多"日活百万""GMV破亿"的PPT了。一块钱。从零到一块钱。这个距离比从一块钱到一百万远得多。

"散的时候怎么算？"

"各管各的。你投的钱算你的成本。我投的时间算我的成本。不互相追讨。不扯皮。"

"你八个月没拿工资。八个月的时间值多少？"

"不值钱。如果做不出来的话。做出来了就值很多。这个赌我自己跟自己打的。"

他喝了口可乐。吸管的声音在空杯子里咕噜噜响了两下。

"万一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我回去写代码。去大厂。月薪三万的offer还是稳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不是炫耀。他的技术是硬通货。

"但你。"他看着我。"你回不去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三十四岁，产品运营，六年经验。再去找工作大概只能找到降薪的。而且三十五岁是HR系统里的一道红线——很多公司的招聘系统设置了年龄上限，简历投进去直接被筛掉，连人都见不到。

"多谢提醒。"

"不客气。提醒你因为这对我有利。没有退路，你就会拼命。一个没有退路的老大比一个有退路的老大努力十倍。"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确认了什么的表情。确认了我不会跑。确认了我会拼命。确认了他的八个月没有白等。

他拿起我的可乐喝了一口。他的已经喝完了，自然地就拿了我的。他不太在意"你的我的"这种概念。以后在车库大概也一样——他会喝我的水、用我的纸巾、把他的脏衣服泡在我买的脸盆里。这些我已经预见到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老赵。"

"嗯。"

"我其实怕你不来。"

麦当劳的背景音乐在放周杰伦的什么歌。隔壁桌两个中学生在写作业，他们的麦旋风杯子冒着凉气。收银台有人在说"要不要加三块升级套餐"。这些声音都在。但刘海洋说"我怕你不来"的时候，其他声音都退到了后面。

"你是唯一一个能让我闭嘴的人。"他看着桌上那张A4纸。"我写了八个月代码。一个人。我可以一个人再写八个月。但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没人用。不是因为不好。是因为没人知道它在那里。我需要一个人把它拿出去。不是张富贵那种拿——张富贵会把它拿出去然后说一大堆跟产品没关系的话。我需要一个听得懂、可以包装给客户的人。"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轻的。

"上次你在车库坐了四十分钟听我讲PPT。你听不懂大部分。但你没打断我。你只在最后说了一句'你不是在吹牛'。"他停了一下。"这句话比什么都值钱。因为你信了。"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看桌子上的那张A4纸，没看我。但手放在桌面上，左手，手指微微蜷着，指节上有写字磨出来的茧和敲键盘磨出来的硬皮。那是一只写了很多年代码的手。手指的姿势不是放松的——是随时准备回到键盘上的姿势。哪怕在谈判。

"方琳搬走以后——"他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一档。"我把车库的灯管修了一根。还有一根坏的没换。不是买不起。是不想修。一个人住的屋子，灯太亮了反而觉得空。一根灯管够用了。一根灯管的光刚好够照亮键盘，其他的地方让它暗着。暗着就暗着吧。"

他拿起薯条盒。空的。又放回去。

"你来车库那天，我把那根坏的灯管也修了。"他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不是因为你重要。是因为——你来之前我发现，八个月来第一次有人坐在我对面。不是我妈送饭。不是快递小哥。是一个活人。一个愿意听我把PPT讲完的活人。"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的表情。

"这句话别跟张富贵说。不然他会更收不住。"

我们都没说话。麦当劳的暖风从头顶出风口吹下来，薯条盒的边角在气流里翻了一下。隔壁桌的中学生走了，留下两个空的麦旋风杯子和一摊化了的奶油。收银台的姑娘在擦托盘，抹布在不锈钢上发出轻微的吱吱声。窗外人民广场的天灰白灰白的。远处来福士的玻璃幕墙反着一块没有温度的光。

麦当劳的灯光是暖黄色的。比KTV好。比图书馆好。比车库好。四十七块的两个麦辣鸡腿堡和一份已经吃完的大薯条——这大概是我参加过的最便宜也最贵重的一次谈判。

"那——签吗？"我拿起那张A4纸。

"签。"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蓝色，笔杆上印着"中国工商银行"，银行柜台顺的。一边签一边说：

"刚才跟你吵是试你的。"他把笔帽咬在嘴里，说话含含糊糊的。"你要是一听我说五五就答应了，那你就不是CEO的料。CEO要的东西必须自己伸手拿。"

他签刘海洋三个字。写得很快，不犹豫，大概在心里已经签过一百遍了。

"一个连五十一都不敢要的人不适合带公司。"

他把笔递给我。

我看着这支工商银行的圆珠笔。蓝色的墨水在合伙协议上有一点晕。他的字不好看，"刘"字的立刀偏了。

签了赵秉文三个字。笔尖在纸上停了一秒。墨水渗了一个小圆点。手在抖。不是紧张——是一种比紧张更深的东西。是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不可逆的事。之前所有的事都是可逆的——假装上班可以不假装，看车库可以不去，给张富贵发消息可以不发。但签名不行。签了就是签了，虽然说这份合同没有违约金条款，只是完全靠两个人的名字撑着。

签完以后我盯着那两个名字看了很久。赵秉文。刘海洋。并排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A4纸上。纸的左上角还有一道撕得不整齐的痕迹。纸的右上角有一块折角。中间有一个茶渍圆环。下面有两个名字。蓝色的。一深一浅——他先签的墨水多，我后签的墨水少。

"还有一件事。"我说。

"嗯。"

"你得正式加入。不是你一个人在车库写。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公司化。注册。有名字。有营业执照。"

"名字我想好了。"

"什么名字？"

"到时候再说。"他把番茄酱包装纸折了一下。"你先把公司注册好。名字我来。你别起——你起的名字一定不好听。"

"你怎么知道？"

"你太追求完美了，不可能有完美的名字。"

这个打击精准到我无法反驳。

出了麦当劳。人民广场的风从四面灌过来，还是冷的。广场上游客举着自拍杆拍照，一对情侣靠着栏杆吃烤肠，卖氢气球的老太太站在广场中间，手里举着一大把气球——米老鼠、HelloKitty、喜羊羊、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金色气球。风吹得气球全往一边歪。

"问你个事。"我说。

"嗯。"

"你老婆怎么说？"

他走路的步子顿了一下。半步。然后继续走。

"她还不知道我辞职了。"

风在耳边响。广场上有小孩在跑，踩到了一个气球的绳子，气球被拽了一下又弹回去。

"你辞职多久了？"

"十一个月了。"

"十一个月。她不知道？"

"她以为我还在那家公司。我每天出门她以为去上班，其实去车库。晚上回来她以为加班回来，其实从车库回来。后来她搬走了。我搬进了车库。她以为我租了单身公寓在公司附近——因为加班太多。"

十一个月。三百多天。每天出门和回来都是一个谎。比我的两个月长了五倍。

"你打算跟她说吗？"

"不知道。可能等做出东西来再说。做出来了就不是辞职——是创业。没做出来就是——"他没说完。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穿着老婆旧拖鞋在车库里待了一年的失业者。"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不是苦笑。是一种已经跟这件事和解了的表情。

十一个月。两个男人。两套谎言。我骗黄雨萱两个月。他骗方琳十一个月。

如果有一天有人写一本《中国创业者谎言大全》，我和刘海洋可以并列第一章。

"每个创业者背后都有一个不知道的人。"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你至少比我强。你老婆知道了。至少她知道了。方琳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走了。"他说。"回车库。还有一个bug。"

"哪天可以不用你修bug？"

"bug不挑日子。跟你丈母娘一样——想来就来不看黄历。"

我真笑了。

他转身走了。灰色运动鞋鞋带在地上拖着。卫衣帽子罩住头。走了两步他回头说了一句："对了——过完年张富贵要是来的时候你告诉他别碰我的键盘。他上次来车库把我的Tab键按出了一个凹坑。"

"好。"

"还有。别让他在车库吃酸菜方便面。味太大。"

"好。"

"走了。"

他走路比大学时候慢了。肩膀缩了一点。背微微弯。八个月没拿工资的人走路会变慢。不是没力气，是不着急了。他所有需要去的地方就是那八平米。而那八平米从今天起不再是"刘海洋的车库"了。是"我们的车库"。

我站在人民广场的风里看他背影消失在地铁口的人群里。灰色帽子没入一群黑色和深蓝色羽绒服。卖气球的老太太的一个金色气球"啪"一声炸了。冬天的气球特别脆。她低头看了看，没什么反应。大概炸习惯了。

我把签好的A4纸折了两折。折痕压过了番茄酱渍。折痕处那道指甲印还在。纸折完以后只有巴掌大。放进了外套口袋里面那个有拉链的小袋。和地铁卡叠在一起。旁边还放着赵宇轩除夕夜画的那张画——"我们一家"，三个人加一只不存在的猫，折成巴掌大，跟合伙协议叠在一起。

手机震了一下。黄雨萱。

"几点回来？"

四个字。没有问号。她问时间的方式是陈述句的变体。

我看了一眼窗外。人民广场上那个卖氢气球的老太太还站在那里。金色气球炸了一个，剩下的一把在风里歪歪扭扭地飘。风把它们往一个方向推。但每只气球歪的角度不一样。

"快了。"

发了出去。然后觉得不对。又补了一条：

"晚上想吃什么？我带回去。"

她没回。大概在看教材。或者在整理赵宇轩的乐高。或者在厨房把剩饭盛出来盖好放冰箱。她的世界不需要我告诉她想吃什么。她有自己的答案。

我在风里站了两秒。然后转身往地铁站走。

赵秉文。刘海洋。

两个名字并排写在同一张纸上。工商银行的圆珠笔。蓝色墨水有一点晕。我的"赵"字走之底写长了。他的"刘"字立刀偏了一点。

签了。